《賣書記》老九 原文閱讀

　　許多年以后，我也不會忘記2001年深秋的那天下午，天空中飄滿了無奈的淚水和衰老的樹葉。在我悲愴的視線和迷亂的思緒中，兩輛左搖右擺的小拖拉機，滿載著大小不一的臟臟的編織袋漸行漸遠。車輪下的道路越變越細，后來干脆成了一條躊躇的繩索，晃晃悠悠地抽打著我的靈魂。我的大約8000冊藏書，被一袋袋地拖走，它們無奈地橫七豎八地躺在許多袋子里，呼吸困難，倍受折磨，開始了離開溫暖之家的流浪和哭喊。書是有生命的，同樣也有一生的經歷。從此，我和我可憐、可愛、可敬的書們，已遠如星辰，萬里相隔。

　　我佇立如樁，失魂落魄，一任淚水飛竄，直到妻在樓上重復地呼喊，才恍如夢醒，顫抖不已，蹣跚著爬上樓梯。

　　我住在4層小樓的第3層，是上世紀70年代初始建的磚混結構老樓。妻用盒尺認真丈量過，實用面積為42平米，只有一間半屋，沒有客廳，有容一人轉身的廁所，陽臺是后來從外面硬加上去的，東側作為簡易的廚房，西側擺放了一張折疊桌，4張折疊小凳，權作餐廳。我們夫妻臥室的家具是根據空間大小固定在墻上的，電視柜與床間只容一人下肢通過。兒子的屋，只能放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和我一只巨大的書柜。那只書柜跟了我許多年，我真怕它離開我或我離開它后，彼此因相思不得而迅速蒼老。

　　我的腳步沉重而滯澀。樓道里有狼藉的書屑和黑糊糊的纖維碎片，空氣中充斥著印刷品被突然撕裂而逸出的油墨芬芳，雖然沁人心脾，卻讓我從心底感到徹骨的悲哀。

　　我緩緩地蹭進家門，一屁股癱坐在瓷磚地上，背靠墻壁，無力動彈。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了無生趣，我的五臟六腑仿佛都被掏干了，左手的那一卷錢幣滑落在地板上，而且還滾了兩滾。

　　四個收破爛的小伙兒，剛才亂七八糟地往編織袋里扔書時，異常高興給力，他們裝滿了一批，就在我家門口外面用腳一踹，袋子們就一個又一個滾下去，他們又躥到二樓與三樓的中間平臺，如法炮制……起初我制止過，但我的制止在他們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這是書啊!怎么能用腳踹呢?應該這樣抱著送下去!”我左手鉤住袋子下角，右手攥住袋子的封口，將袋子抱在胸前，從三樓到樓下，完美地示范了一次，頗有榜樣的感覺。

　　“好好，我們也這樣!”四個小伙兒答應得挺痛快，可等我在屋里過道處輕輕地裝書時，屋外仍舊是一陣接一陣堅定不移的“咕咚咕咚”聲。

　　我想許多年以后，見到鋒利閃光的鐵鉤子，我都會想起那個賣書的下午。

　　收破爛的幾位小伙兒用一桿大秤稱書，“咔”的一聲，鐵鉤子刺進裝滿書的袋子上口，一袋袋地稱斤兩。

　　“咔!咔咔!”鐵鉤子像鉤在了我的肋骨，我的肩膀，我的手臂上，我聽見書們在喊疼，在掙扎，在躲閃，我覺得我的身體到處在流血，創口深及骨頭，內里淺紅的肉已翻卷外露，宛如一朵朵盛開的嬌艷玫瑰。

　　我不禁猛然大叫：“算了，你們別一袋袋過秤了，用手掂一掂估估分量就行了!”四個小伙兒彼此對望幾眼，嘴角不約而同地飛起了狡黠、討好和意外的笑意。我知道我肯定會吃虧，只是不愿再聽見鉤子的“咔咔”聲，我只想盡快結束出賣書籍的過程，結束對我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

　　生活總是變幻莫測的。

　　工作的調動和兒子越來越臨近的高考，使我和全家的生活軌跡必須要改弦易轍。現在的房子盛不下我的書，更盛不下我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走向;兒子已上高一，2003年就要高考，不能因讀我的“閑”書而影響他升大學;我和妻都是企業普通職員，沒錢買大房子。在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惟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賣書，賣與我多年親近的、不可或缺、視作生命一樣的書。

　　那天上午，妻對我斬釘截鐵地下指示：把該留的留下，對孩子考學沒用的，家里盛不下的統統賣掉!

　　此后，我馬上開始認真挑揀，該賣的碼一堆，不該賣的碼另一堆。然而，在我看來都不該賣。于是，反反復復，從該賣的那堆再拿到不該賣的這堆，后來，不該賣的這堆反而越來越大，該賣的那堆卻越來越小……

　　“你想想孩子要上大學……咱們有錢買大房嗎?”

　　“咱可以往床下放啊!你看看這書，還有我寫的許多眉批呢!”我不服，與妻爭辯。

　　“你以為你是金圣嘆啊?還百年孤獨呢!現在好多人，連一天、一夜的孤獨都受不了。我看你快成‘局外人’了。再說，你可以上電腦看呀，我這周給你買臺電腦!”

　　“電腦閱讀哪有印刷品閱讀的質感呀!還有我眉批中的靈感、智慧、思想都找不到了，書到用時方恨少啊……”

　　妻干脆“唰唰”地跨到兩堆書中間，從不該賣的那堆書上，“噼里啪啦”往該賣的那堆上猛扔。

　　此時，我竟然想到了馬爾克斯的《禮拜二午睡的時刻》，那是一篇“控制”感很好的短篇小說。“控制”、“妥協”、“無奈”，多么美好的字眼，它們在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的位置，原本這么重要啊!何為文學?在我看來，文學是沉潛，是包容，是總和，是柔軟，是靈動。我早期選擇了搞文學，我為什么不能“靈動”一些呢?

　　妥協是生活的核心，生活是妥協的藝術。

　　接下來，我開始一絲不茍、嚴肅認真、不厭其煩地按照妻的指令選書。漸漸的，該賣的書一堆兩堆三堆越來越多，該留的書三堆兩堆一堆越來越少，后來我的一把鼻涕一把淚灑進了該留的書里，一、二、三、四、五……一本又一本地數起來，總共1856本。

　　那一夜，兒子回來很晚，獨自睡了，累了兩三天的我和妻，睡得像死豬一樣，一覺天光。

　　夜色真清涼，只有風在響。

　　第二天中午、下午和晚上，本市和外地的文友陸續打來電話：

　　“你咋了?你們家咋了?出啥大事了?那么好的書賣它干嗎?”

　　“市里好多書攤都賣你的書呢。有你的簽名，還有你的狗屁眉批，多可惜呀!早知道賣給我算了，我出高價呀，你神經了吧?”

　　“你沒鬧離婚吧?有啥過不去的坎兒，跟哥們兒說說不就完了，真是的……”

　　“你也太不夠哥們兒了，怎么把我簽名給你的書都賣了!你缺這點錢啊……”

　　我支支吾吾，不知從何說起，從哪兒解釋，我的情緒一下子壞起來，并且壞了很多天。

　　許多年以后，當我兒子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我們一家三口談到了2001年深秋那天賣書的往事，兒子與妻子對視幾眼，笑曰：“爸，你當時在家過道堆成的書山，我媽早讓我悄悄地賣開了，今天多少本，明天多少本，啥該賣不該賣的?你哪知道實情啊!”

　　于是，我們一家三口就嬉笑，就壞笑，就大笑。然而，笑過之后，我覺得我們的笑聲空洞無味，屬黑色幽默。

　　我開始無語、尷尬、心痛，遂馬上轉向了另一個快樂的話題，似乎把2001年深秋賣書的經歷徹底忘卻了。

　　(取材于老九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