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呂緯甫分析
《在酒樓上》是魯迅在辛亥革命時期創作的小說，收錄在魯迅的小說集《彷徨》中。以下是有關在酒樓上文章呂緯甫的人物形象分析，歡迎但閱讀!
《在酒樓上》--呂緯甫分析
在分析《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時,對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確,大多認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時代反封建激進的戰士”或民國初年的一位對辛亥革命失望的頹唐者。關于呂緯甫頹唐情緒的由來,有不能抵擋新文化運動落潮后封建勢力“卷土重來”和“對辛亥革命失望”兩種解釋。
與此相應,在小說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問題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不同意見。兩種結論雖相距甚遠,卻都不免有脫離作品實際之嫌———它們并不能
從對小說的文本解讀中得出。實際上, 《在酒樓上》中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說文本并未向我們透露任何導致呂緯甫消沉、 頹唐的具體歷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異的兩種結論,癥結在于對外部社會印 證式解讀模式進行的粗糙操作。把這些結論強加給小說中的人物,作下確定不二的“解”,不僅有膠柱鼓瑟之嫌,也大違作者本意。
而這種粗糙的社會印證,只能妨礙對呂緯甫形象的精神實質的準確把握。
呂緯甫無疑曾扮演過中國近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角色,又從感情熾熱、斗志昂揚的改革中國的激進者變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沉靜的頹唐者。他表面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下面,包容著一顆絕望而以虛無為實有的心靈。這種絕望、虛無的精神狀態,被烙下深凹的魯迅的人格印記,維系著魯迅個體獨特而充滿悲劇性的精神體驗。呂緯甫形象實際涵蓋了此時期魯迅思想態度的一個側面。眾所周知,“新生”雜志的流產曾給青年魯迅以巨大的打擊,使其感覺“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而無可措手;在寂寞、悲哀中他又自省不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 ②他擺脫不了鐵屋中人的身份,而只能在清醒中與別人一起等待死滅命運的到來。此種給
定性使魯迅頓感自己的啟蒙意志和行為的無意義,在幽暗的現實生存的映襯下,他的理想和報負顯出了虛無。這樣,在對自身存在和 行動的無意義進行的觀照當中,“虛無”在魯迅的個體經驗中顯得異常真實而可把握,它是對現實和自身感到絕望的必然產物。“新生”事件后的所見所聞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復辟事件等更只能加重魯迅這種“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③的感覺。雖然“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④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絕望、虛無始終是他生存實感中的重要一面。它構成了呂緯甫形象的精神底蘊。
“我”所遇見的呂緯甫,已不復“敏捷精悍”,不再有昂揚奮發的勇猛意氣,其精神世界是取消了是非愛憎的意義和界限的虛無的荒原。“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沒有做。”他的話正是對存在和行動意義的“無”之認識的表達。呂緯甫詳細敘述的遷葬和送絨花兩件“無聊的事”,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了其以“無”為“有”的精神內核。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孝敬、順從父母是無條件的、不可選擇的道德義務。蜷伏在母親的愛和意志之下仍是呂緯甫不可改變的道德生存方式,但他的孝敬、順從已經轉化為“騙騙”母親的意向。他遵母命遷葬、送花的行為實質便是以“無”為“有”。去遷連模樣都記不清楚的小兄弟的墳時,他決然發出“掘開來”的命令,結果是:
⋯⋯然而出乎意外! 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發,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蹤影全無!”這既是小兄弟尸體的“無”,同時也象征著呂緯甫的行為意義的“無”、虛空,充滿荒謬、諷刺的意味。雖則如此,他仍以虛無為實有,鄭重完成遷葬的一切程序,以便“足夠”去“騙騙”母親。他又依母命買了剪絨花要送給阿順,輾轉來到故鄉,而阿順早已死去,送花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亦即是無”。
他還是將剪絨花托人塞給了阿順的妹妹,雖然并不愿將花送她。“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呂緯甫又將虛空裝飾成實有。同小兄弟尸體的“蹤影全無”一樣, 阿順的死也具有象征意義,指向和對應著對存在和行動意義的否定———虛無。魯迅是有意以遷葬和送花兩個事例來象征呂緯甫以虛無為實有的精神狀態的。為小兄弟遷葬是魯迅1919 年實有經歷;送花一節的后半也有生活中“事實的根據”, ⑤而小說中它們又包含了虛構的成份,同生活原型有了距離。魯迅 四弟椿壽夭于6 歲,魯迅把這個細節在小說中處理成3 歲,用意正如周作人所言“是為的說墳里什么也沒有了的便利”; ⑥是為以小兄弟尸體的“蹤影全無”作為呂緯甫虛無、絕望的內心真實的象征標識設定依據。魯迅又通過兩朵剪絨花把呂緯甫和生活中一點“事實的根據”嫁結起來,屬于“事實”的鄰家少女的死在小說中同樣象征了存在和行動意義的 “無”。
小說中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刹涣犀F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他離開故鄉,到濟南、太原,又輾轉到故鄉,這段歷程被比作蜂子蠅子之類繞了個“小圈子”。“小圈子”還有另一重意義,它是呂緯甫懷著希望追尋人生理想和存在意義而 又在絕望、虛無中回繞的心靈歷程的象征。
“小圈子”是一個從尋“夢”到心死的過程。關于作為“改革中國”的尋夢者、激進者的呂緯甫,研究者們往往引稱他的“敏捷精悍”、“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連日議論些：
【作者】 梁偉峰
《在酒樓上》中的呂維甫在學生時代曾經是一名革命的闖將，他曾經“到城隍廟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連日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他曾勇敢地站出來向封建神權挑戰，是一個“敏捷精悍”、英姿勃勃的青年。
然而在辛亥革命失敗后，隨著時代風云的變化，歷史的逆轉，使他失去了方向，逐步磨光了棱角，蛻變為封建教育的傳聲筒。他千里迢迢從山西太原回到江南S城，不過是為了給早就死掉爛掉并且蹤跡全無的小弟“遷葬”，以騙騙母親，安慰自己。他自己在辦完這些無聊的事情之后，仍然要去教什么“子曰詩云”，用《孟子》、《女兒經》中的封建思想去毒害青年。他就這樣敷衍者過日子，混著日子，“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
呂維甫的退伍、落荒，繼而頹唐、消沉，終而由戰斗者變成了茍活者。他不甘心頹廢，卻又無力自拔，明知道在消沉，也可不去振作。按著他自己的比喻說，像一只蒼蠅，“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下，即刻飛走了，但是只飛了一個小圈，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
呂維甫這一甘心落伍又不能自拔的悲劇，是辛亥革命以后，五四運動落潮時期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共同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