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教學中進行審美教育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今天學習啦小編就與大家分享：古代散文教學論文范文，希望對大家的學習有幫助!

　　古代散文教學論文范文一

　　凄凄陳情表，哀哀祭侄文。赤壁能懷古，愚溪空余恨。

　　——題記

　　中國古代散文是古代作家們對自己當時所處時代以及個人生活境遇的觀照、反思、表達。一般來說，能流傳至今的古代散文，必有其獨特的魅力：或情感真摯，或語言優美，或行文婉曲。我們今天閱讀這些古代散文，就是要在弄懂每字每句的基礎上，切實掌握作品的主題思想，能夠中肯、得當地說出作品的藝術特點和成就，也就是能確切回答這一作品“

　　寫什么、為什么寫和怎么寫”三個問題。

　　一、披文以入情，分享作家的喜怒哀樂。文以載道，文可示情，文章不著一“情”字而情已自現方為佳作。白居易有詩云：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教學這四篇文章唯有意會一“情”字，文章才沒有白學，作者才如在眼前。教者應在簡介背景后帶領學生沉浸到文章中去，熟讀成誦，再要求學生結合自身的生活經歷、日常的所見所聞來細細地揣摩這四位作家(李密、韓愈、柳宗元、蘇軾)在文中所著力向世人表達的喜怒哀樂。

　　一曲《陳情表》凄切盡情，萬般誠懇，歷來被譽為“至孝”的典范。李密此文絕非編造借口或故作矯情，實屬情非得已。他的童年令人同情，他的人生令人感慨，他的孝心讓人感動。家門衰微，母孫相依，烏鳥私情，愿乞終養。面對李密這種至真至純的孝心，晉武帝無路可退，只能發出這樣的感慨：“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一篇《祭十二郎文》字字是血，字字是淚。其叔侄之親情、友情天地可鑒，日月可表。作者與十二郎名為叔侄，實情同手足，兩世一身，形單影只，這在家族觀念濃厚的古代引起韓愈的切膚之痛是理所當然的。今十二郎先死，作者有心追隨而去，怎耐子女幼小，其悲痛之情是無法言表的。故作者只能借對日常生活中普通小事的追憶來綿寄自己的哀思，給后人留下祭文中的千年絕調。柳宗元與蘇軾同遭貶謫而寄情山水，但他們的心緒卻大為不同，柳宗元怨中有恨，恨朝庭不辨忠愚;蘇軾卻怨中有樂，樂盡享造物主之無盡藏也。一恨一樂盡在這尺紙片文之中，卻能激起讀者發自內心的共鳴實屬不易，足見作者為文時之用心、用情。

　　二、賞句以入境，學習作家的煉字煉句。大海中怎能沒有珍珠，文海中怎能沒有佳句。情來自何方?情負載于何處?一切都得靠賞句以入境。中國古代散文在語言上是極富魅力的，佳詞麗句俯拾皆是，很值得學生們用心品讀，細細咀嚼。唯如此，方能增強我們作文中詞句的表現力，達到古為今用的學習目的。

　　古往今來，述親情、訴衷腸概莫超李韓二文。《陳情表》句式齊整但絕無斧鑿之痕跡，文章筆到之處有如從肺腑中流出一般親切自然。“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極寫李密孤單凄苦的心情，使人讀而生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形象地勾勒了一幅祖母劉氏的病篤圖，意在表明自己只想捕捉一剎那的時機，盡足一剎那的義務，享受一剎那的幸福而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只為哀求武帝放過自己，如此最虔誠、最謙恭之詞已從李密口中講出，連“皇天后土”都搬出來了，可以說中國漢語之中已再無“卑下之詞”可供作者使用了。韓愈在《祭十二郎文》中使用了第二人稱“汝”，似在與十二郎作無窮無盡的長談。末尾“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于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一段一氣貫注，聲調急促，一句緊接一句，一字緊接一字，中間不能斷開，簡直就是頓足捶胸，呼天搶地，慟哭長號，肝膽俱裂。千百年來，凡讀此文者眼前無不浮現韓愈在烈烈西風中痛哭的場景，千百年來，各類悼詞悼文中也未有超出此等真切，揪心的句子，這就是建立在生活真實之上的文學的力量。《赤壁賦》非同于普通的散文，它是押韻的。它沒有大賦的板重、堆砌的毛病，也沒有駢賦、律賦的形式束縛，它“文句整飭而多有變化，用典而不拘故實，寫景而富于想象，抒情而兼用夸飾”的總體特色正體現了蘇軾散文“行云流水”的藝術風格。這種瀟灑的行文正是當前高考作文中追求“大氣”的榜樣。

　　三、從構思上欣賞作家的匠心獨運。文貴含蓄，文忌直露是散文創作中的通則。本單元四篇古代散文在表情達意上皆回環曲折，竭盡哀婉之能事。學生若以此為例，在他們構思作文時加以援引，是大有益處的。

　　《陳情表》寫給晉武帝是為了達到辭不就職的目的的，從這個目的出發，李密并沒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對情感加以節制，使它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前提下出現。亞里士多德說：“只有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人，以適當的方式發生的情感，才是適度的最好的情感。”作文也是一樣，李密正是運用了最恰當的抒情方式，滿足了晉武帝心理上不同層次的需求(權力欲、施舍欲)才最終獲得了“免詔”。《祭十二郎文》一反傳統祭文以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歷敘生平、歌功頌德為主的固定格式，而主要記家常瑣事，道樸實之情。文章前后渾然一體，結構精巧，層層推進，步步深入，隨著敘述的展開，作者沉痛的情感波濤也一浪高過一浪，使人讀完全篇，不能不掩卷嘆息，潸然淚下，并獲得一種悲劇美的享受。《愚溪詩序》通篇以一“愚”字貫穿，作者在第二節連用八個“愚”字故意貶低優美的自然風景來抒發自己受辱后不得不愚的悲憤之情。文章把寫景、議論和抒情結合起來，顯示了高超的表達技巧。《赤壁賦》中作者意欲向政敵暗示自己灑脫的心態，于是特意安排了這一次夜游，借主客問答的方式暢游天地宇宙，把讀者帶進了頗有幾分迷幻、幾分瑰麗的藝術境界。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散文中“美”的因子是豐富的。人生有多豐富，散文就有多豐富。我們學習古代散文，只有從語言、思想、表達技巧這些可觸及的層面入手，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自己的鑒賞能力，寫作能力，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

　　古代散文教學論文范文二

　　一、古代語文教育是非專業化的

　　1904年，“癸卯學制”產生，語文開始獨立設科，稱“國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沒有嚴格分科意義上的語文教育。古代語文教育非專業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語言文字不可能離開歷史、政治、哲學、文學等具體的文章而獨立存在。就是在今天，雖然把政治、歷史、哲學、倫理學等從古代“大語文”中分離出來了，在實際語文教育中，語文教學仍然無法擺脫政治、歷史、哲學、倫理學而獨立進行，只是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二是古代的語文教育是以傳思想道德為本的教育，教學生識字讀文的目的重在通過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對學生成長有益的書籍，無論是歷史、政治、倫理還是哲學、文學方面的均可學習。三是古人認識所限，古代的整個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進行，語文就必然同政治、歷史、哲學、倫理學、文學等各門學科融為一體進行。古代就連最簡單、最基本的啟蒙讀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簡單的識字讀本，書中都包含了自然、歷史、文學、修身、處世、起居、讀書、勞動、祭祀、禮節等十分豐富的內容，蒙童識字是和認識自然、認識生活、認識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啟蒙之后的讀物，就更是那些能夠使學生修身養性，能培養齊家治國能力的，以傳儒家思想為主的綜合性教材。例如《四書》《五經》《昭明文選》以及解讀這些經典必不可少的工具書《爾雅》《說文解字》《四書集注》等。

　　近代，語文終于從集文字學、音韻學、文章學、文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倫理學于一體的古代語文教育中獨立出來，但是，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內容不是單一化了，而是更復雜了。不僅仍然要與政治、歷史、哲學等學問聯系在一起，而且還增加了語法、邏輯、修辭(古代講修辭主要講比喻、對仗、煉字等，遠不及現在豐富)、廣義的文學(古代語文教育涉及的文學主要是詩詞歌賦和散文，小說、戲劇難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論說文;然而，語文教育的時間與古代相比卻至少減少了一半。因此，語文教育的問題特別多。直到今天，語文獨立設科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教育的內容和任務，在理論上仍然爭論不休，實踐上也有不少問題。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語文教育對比起來，把語文科同其他人文學科聯系起來，把現代語文同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聯系起來，把中外語文教育對照起來，認真地研究。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教育的內容和任務搞不清楚，語文教時安排不科學，都會影響語文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二、古代語文教育是傳“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語言是社會實踐過程中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產物。漢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義和字形密切相連，不可分割，基本上一個漢字就是一個詞語。許多漢字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可以說一個字就是一部歷史，一個社會的縮影，一種觀念的反映。學漢字，本身就是在學認字的同時接受一種思想，一種觀念，也可以說是在接受一種“道”(泛指各種思想而非專指某些政治理念)。離開了這些“道”，你就無法理解這些字。例如，從“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會的一些情況，又能理解漢代的一種官員為什么叫“州牧”，監獄為什么古人叫“牢”，收買奴才為什么叫“豢養”;從“刖(斷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臉)”“劓(割鼻)”“剮(凌遲)”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殘忍;從“取(割耳報戰功)”“伐(斷人之頸)”“俘(按住下跪戰俘的脖子)”可見戰爭之殘酷;從“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惡或者卑賤意義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從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別母系社會以后的地位和社會對女性歧視的觀念。因為漢字具有上述特點，所以古代解字的書籍都包含著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說文解字》。

　　運用詞語，按照作者思想寫出來的文章更是無法與“道”分離。思想和語言的不可分割性，決定了語言教育不可能不傳道。教書必然傳道，讀書必然學道;讀《論語》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莊子》就必然了解莊周的主張。教師教一篇文章時可以不傳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傳書中之道，因為只要教師指導學生讀懂了文章，也就是把書中之“道”傳給了學生。

　　2.闡釋也是傳道

　　教師在講學時不可能不表達自己對文章的見解。這個見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離譜，但是教師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實際上也是“道”。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語文教育是傳道教育。盡管教師對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見仁見智的，但是無論是仁還是智，都是道。教師只要在學生面前闡釋自己對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傳道。

　　3.傳道是統治階級的需要

　　因為語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掌握著教育大權的統治階級必然要運用教育這個工具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觀念，要用教育這個工具來教化萬民。因此古代的語文教育只能是以傳統治階級思想和道德為本的傳“道”教育。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官學和絕大多數私學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傳的觀點和選用的教材有差異而已。百花齊放時的諸子百家，他們的思想和主張雖然在許多方面不同，但是卻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游說諸侯，辦學傳道。百花齊放的局面結束后，正統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傳儒家之道為主的教育了。

　　進入現代社會，語文獨立設科了，但是，語文教育與傳“道”的問題以及“道”是什么的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好，因此，語文教育一會兒思想性，一會兒工具性，搖來擺去，嚴重地影響了語文教育的發展。其實，語文和語文教育的特點決定了語文教育必然包含傳道教育。古今語文教育的傳道的區別是：第一，古代語文教育的主題就是傳封建統治之道，認字、解詞、讀文、寫作等語文活動的目的都是讓學生得封建統治之道，語文知識的教育成了傳道教育的附庸;當代以及今后的語文教育也必然傳道，但是這個道應該是廣義的道，它是讓學習的人能真正成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傳道不是語文教育的主題，語文教育的傳道，是非專業性、非系統性的傳道，它是語文教材中人文思想與科技思想的影響性傳道和教師幫助學生理解教材的闡釋性傳道。今天的語文教育是教會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漢語言的教育，是以語文知識教育為主題，通過語文教育活動，使學生接受語文知識以及語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傳什么道的關鍵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語文教育是偏重讀寫的教育

　　我們現在談語文教育都從聽、說、讀、寫四個方面來說，但是走進中國古代教育史、字典、辭書比比皆是，卻難找到口頭語言教育和語言規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長河中，古代語文教育重視的是書面語言的理解和寫作。

　　古代語文教育的第一個重點是讀。因為讀是明經(即悟道)和寫作的前提。古人特別看重朗讀(包括吟誦)、默讀、精讀與博覽。

　　朗讀是培養語感的關鍵。古人雖然未提出“語感”一詞，但是在語文教育實踐中卻非常看重語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強調說：“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注：《朱子大全·讀書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國藩，在《家訓》中關于讀的一段話，對誦讀的好處就說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說：“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讀則不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字覺瑯瑯可誦矣。”沒有語感就談不上理解，更談不上運用——說和寫。特別是與口語差異大的文言語感更需要通過朗讀培養。幾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強調“熟讀成誦”，靠反復讀和多讀來達到意會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學生是否理解文章內容，常常是先讓學生把教材讀得滾瓜爛熟，直到流暢背誦。這種不分年齡，不分文章內容，一味死讀死記的做法肯定是有缺點的。其一，古人對記憶力沒有科學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學地運用記憶力，他們只能從實踐中體會到了背誦對于語文學習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誦量的方法來求學習效果。其二，古人讀寫的內容重在悟道和傳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讀背的內容相當狹窄。一般讀背的多是宣傳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間文學、雜家著述、自然科技的東西多半不入讀背之列。因此，古代語文教育雖然懂得利用少年記憶力強的特點，讓他們大量讀背，但是培養出來的人，除產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之外，很多人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庸才。很多有建樹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都是在傳統學習之外還能廣泛涉獵的人。現代語文教育呢，學法上，拋棄了古代少年時多讀和多背的傳統，不是講深講透，就是滿堂“討論”。教材上，不少課文沒有幾個生字，也找不出幾句妙語，思想內容也很簡單，沒有給學生提供足夠的富含文學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學、初中九年下來，優秀文化的積淀和書面感悟能力都較差。等到這些學生進入高中和大學，理解力增強了的時候，頭腦里卻沒有多少儲備與豐富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現象發生碰撞。這應該說是現代教育的一個失誤。我們應該從古代語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學生理解力弱、機械記憶力強的時候，讓他們多記一點“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之類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讀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學常識、原理的新韻文，以備將來理解力強時享用。頭腦這塊陣地，高雅的東西不去占領，粗俗的東西必然乘虛而入。一味強調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讀不記，使學生失去了儲備中華文化的大好時機，將來頭腦空空，看不出這種教育方法好在何處。

　　讀，是感悟的前提;讀，是理解的過程;讀，是繼承的開端;讀，是寫作的基礎。傳統的文章教學，重視讀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沒有讀的基礎，漢語文的摩天大廈就無法修建。但是，語文獨立設科以后，語文教學基本上都是從教育者的角度出發設計教學，只重傳道、解惑、學例文，卻忽視了另一方面：學生要在大量閱讀和寫作等語文實踐活動中才能積累知識、感悟人生、認識社會。事實上，不管教師多么高明，講述多么生動，僅憑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數的幾個單元，是不可能讓學生掌握豐富的語言文化、社會生活、人文歷史等知識的。語文的理解和運用的能力是由基礎知識與認識、思想、情感等有機組合的結果。沒有大量具有豐富思想、情感和藝術的語文讀物的熏陶，沒有生活和社會經驗的積累，沒有對生活、社會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幾篇樣板文章的學習，是培養不出語文能力的。

　　古代語文教育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寫。隋唐興起科舉之后，考試主要憑寫文章論成敗，語文教育中的寫就成了重點之重點，讀就成了為寫服務的附庸。

　　古代的寫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練習寫字，二是練習寫文章。

　　就漢字的字形和字義來說，都只有通過反復書寫才能增強識記和理解，也只有書寫流暢，才能思維運動與手書運動同步，適應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語文教育十分重視字的書寫，也因此產生了無數的優秀書法家。今天，社會已經進入了電腦時代，有人就認為，漢字認識就行，沒有必要練習寫字了。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第一，學生只有通過練習寫字才能增強對字的識記和理解;第二，練習書寫漢字能夠促進人的多種思維發展;第三，如果對漢字結構不熟悉，電腦處理文字同樣不會得心應手。因此，今天仍然應該要求學生認真書寫漢字。

　　文章寫作方面，從史料來看，漢代就有了明確的寫作教學。古人在四五歲啟蒙時就一面讀《急就篇》《三字經》《千家詩》等識字課本，一面煉字、煉句、屬對、葉韻，進行寫的基本訓練。這種訓練，類似于今天小學的造句和寫話，但比今天的訓練層次高得多。七八歲開始學文章時，作文與閱讀就同步進行了。方式由抄寫和模仿開始，隨著閱讀的深入逐步過渡到獨立創作。寫的內容和形式隨歷史的發展日趨豐富，小到民間的簡單契約、碑志，大到詩賦和策論，應有盡有。漢代語文教育已比較重視漢字書寫和文體寫作訓練了。隋唐開科舉之后，教學生應考的寫作指導書也就應運而生，也就是說真正意義上的作文教學開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類林》，有點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參考書。書中分類摘編了若干經史典故，供習作者寫作時取材使用。再一類則是供習作者作樣板的范文集，類似于今天的優秀作文選，例如《兔園策府》。但是，科舉產生之后，應試作文訓練就成了作文教學的主流，讀也只好服從于寫的需要。到了清代，應試寫作教學就走入了學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條的寫作方式和沒落的統治思想，限制了力圖以學人仕者的思維發展，害了無數本可能大有作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代寫作教育雖然因封建科舉和統治者傳道學經思想的影響，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寫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策論，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發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視讀為基礎，以讀促寫的寶貴經驗仍然值得今天的語文教育借鑒。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遺風，重人格訓練，輕知識和生活積累，加上左傾思想的束縛，寫作教學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內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實，學生作文難不是難在格式上，學生寫不出作文和寫不好作文，往往是因為思維不開闊和內容缺乏所致。思維不開闊和內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寫作而忽視了學生對生活的感悟，命題不切合學生實際造成的;學生對教師命題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編亂造，銷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對學生的寫作缺少寬容，寫作之前就在命題上加框、講評上再給學生加框，使得學生不敢寫自己真實的感受。因此，何來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現在正提倡創新教育，如果學生連寫一點真實感受都不行的話，創新思維怎么培養。當然，我不是說教學生抒寫真情，就是讓學生隨便亂說，而是要讓學生在正確思想指導下，在健康文學的熏陶感染中認識社會，改造自己，發展自己。另外，學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關注身邊的生活還不夠，廣泛地看書、讀報，把視線投向全國、全世界，投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廣闊領域是寫好文章的前提。平時多讀、多記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寫作時，眼前之景、事、人、物才會與記憶中儲存的妙詞佳句發生聯系，產生出新的連珠妙語。

　　關于聽說教育。從社會發展史來看，聽和說的教育是先于讀寫教育的。沒有文字以前，人類的交際活動和文化的傳承都只能靠聽說進行。有聽說的活動，就必然有聽說的教育，只是這種教育是融合在各種實踐活動中進行的潛語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書本的讀寫教育同樣是離不開聽說的。但是，卻沒有教育家專門研究過聽說教育的問題，也沒有哪個教育家專門把聽說作為一門課來傳授。在古代，聽和說的教育同邏輯教育、語法教育等一樣，都只能是一種相互影響、自我感悟式的潛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來，雖然沒有專門開設聽說教育課，我們的古人，無論是工匠、農民、商賈還是官吏，似乎還沒有出現多少聽不懂話和說不來話的人。相反的是，現在的語文教育花了不少時間去教與聽說密切相關的語法知識、聽話要領、說話方法和如何表情達意等聽說要義，然而“聽”“說”的效果卻不見明顯，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其實，人類習得母語與環境潛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嬰兒的聽說器官和功能是與語言學習同步完成的。當嬰兒把語音與語音所反映的事物聯想起來，形成概念的同時，聽說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語的聽力和表達力，是在母語環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們也不否認有意識教育在聽說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社會交際全球化、通訊現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語文教育聯系起來思考，認真研究語文教育如何抓聽說能力培養，肯定是十分必要的。問題是聽說能力的培養，要認真分析，把任務列出來，具體劃分到相應的年級，并提出具體的教育目標和要求。不要像“語文”本身一樣，雖然獨立設科，卻又常常和政治、歷史、哲學、邏輯等糾纏不清，搞到現在，一個世紀過去了，“語文是什么?”“語文教育該做哪些事?”都還是一筆糊涂帳。如果搞不清楚語文教育在聽說能力的培養方面該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關聽說方面的內容都攬起來，但又“什么學段教什么”，“什么內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語文教育方面本來就糊涂的教師心中再加一筆糊涂，語文教育改革就不會有很大成效。

　　【參考文獻】

　　[1]張隆華、曾仲珊：《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古代散文教學論文范文三

　　論述體古代散文的教學策略

　　(一)《課標》要求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關于文言文閱讀提出的要求是閱讀“淺易文言文”。對文言文閱讀的基本定位是“讀懂”，即“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詞句含義，讀懂文章內容”。在讀懂文章的基礎上，要了解并梳理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文言句式的意義和用法，并能夠在文言文閱讀實踐中舉一反三。

　　通過學習論述體文言文，讓學生體會“其中蘊涵的中華民族精神”，“汲取民族智慧”，“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并在此基礎上“背誦一定數量的名篇”;閱讀古代“優秀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探索作品的豐富意蘊，領悟作品的藝術魅力”，以切實提高“語文素養”。

　　學習方法其實也隱含在課標之中，概括起來有：

　　1. 借助注釋和工具書;

　　2. 誦讀文章，并背誦一定數量名篇;

　　3. 了解并梳理常見的文言知識，注重閱讀實踐應用;

　　4. 探索、領悟作品的深厚內涵與豐富意蘊，學習多角度多層次地閱讀;

　　5. 用歷史的眼光和現代的觀念審視古代詩文的思想內容，并給予恰當的評價。

　　(二)教學重點、難點

　　論述類古代散文文體類別繁雜，包括議辯、碑銘、表、志、銘、碣、誄、對、問答、說、傳、吊、贊、箴、戒、序、記、啟、奏等體例，但是新課標和高考考綱中明確“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要求，因此目前各種通行的教材版本的古代散文選文所選的論述體文言文以史論文和政論文居多，諸如《過秦論》、《諫太宗十思疏》，此外兼有一些散論，諸如《勸學》、《逍遙游》。

　　論述類文章是古代散文中最為發達的文體之一。先秦諸子散文開啟了論辯的端緒，漢代政論文名篇疊出。到了唐宋時期，八大家貢獻了許多詞鋒犀利、雄辯滔滔的論辯文，在思想表述和藝術技巧方面拓展了嶄新的境界。由于唐宋八大家對于散文藝術的自覺追求，他們的論辯文章大多帶有很強的文學性，無論在語言上還是篇章結構上都堪稱典范。他們對論文中不同體裁也作了探索。一般來說，“論”注重從正面樹立一個觀點，然后圍繞它作邏輯嚴密的論證，“辯”則帶有辯駁、辯說的意味。

　　論述體文言文中最具代表性是史論文和政論文。史論是由文人對前代歷史的記載與總結而產生的一種文體，是一種最富主觀色彩，文學性質很高的評論文體。史論的發展貫穿著我國各個朝代，春秋時代的左史、右史、春秋開啟了后世史論的思維模式，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創立了“太史公曰”的史論范式。到宋朝時，科舉考試由重詩賦轉向重經義策論，形成了議論風氣鼎盛、論政氛圍彌漫的文化氛圍，史論文章得到了廣泛的發展，“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僅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就有史論百余篇 。史論中含思辯之美，文章多雄辯滔滔氣勢縱橫， 議論與文采交融，感情與理智并注，語言明快暢達，長于形象的說理，具有獨特的藝術特色，如蘇軾的《論管仲》、《留侯論》、《賈誼論》。

　　關于政論文，金振邦在《文章體裁詞典》中對這個概念做了解釋：“所謂‘政論文’，即政論性的文字的簡稱。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時事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字。” 然而他又舉賈誼的《過秦論》為例，說是政論文的典范，說明這個“政論文”的概念又包括“史論”。這說明政論文和史論文寫作的目的其實都集中在切中時弊、補救時政上，都是本著“經世濟民”的宏大思想情懷來為文。

　　不過史論文還是有其獨特之處的，王基倫在《蘇軾史論散文與本事，本意的研究》中提到，史論作者具有閱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分。那么史論文其實是人們在不斷反觀歷史的過程中，在思辨中吸收那些對當下有用的經驗與教訓的文體。因此史論文總是試圖從舊有典籍中找出新的詮釋意義，給予當代政治環境嶄新的思考。這樣史論的主題大多集中在國君、大臣身上，三皇五帝的淳美之治更是論述的重點。

　　論述體散文——無論史論政論或是散文，多闡釋某種人生或社會理想，尋求人生困境出路或找到“經世濟民”的良方，這些內容正是課標中“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是提升學生“高尚情趣”和“道德修養”絕佳范例。這樣在閱讀和寫作教學中就有了共同的抓手和依托。

　　鑒于論述體文言文的特點，教學的重難點如下：

　　教學重點：

　　1. 結合語境積累實虛詞、古今異詞、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識和論述體文言文的文學文化文體知識的積累。

　　2. 學習古人為文的嚴謹態度，不斷提高探究能力，逐步養成嚴謹、求實的學風。養成獨立思考、質疑探究的習慣，增強思維的嚴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

　　教學難點：

　　1. 通過閱讀古人的史論政論，學習用歷史眼光和現代觀念審視古代作品的內容和思想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2. 在寫作上學習論說文聯系時政提觀點的使命意識，結合史料求實證嚴謹態度，使文章結構安排合理，思路清晰連貫，感情真實健康，思想古樸大氣。

　　(三)教學策略

　　論述體古代散文的突出特點及教學實施：

　　1. 立論境界高遠：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他們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說 ：

　　孔子最先解釋的“士志于道”便已規定了“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一原始教義對后世的“士”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愈是在“天下無道”的時代也愈顯出它的力量。所以漢末黨錮領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又如陳蕃、范滂則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澆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終于激動了一代讀書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東林人物的“事事關心”一直到最近還能振動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弦。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把堯、舜、禹等圣賢當做自己最理想的人格典范，追求“ 窮則獨善其身 , 達則兼善天下”人生理想，來修煉自己崇高的人生境界。在為文寫作上幾乎都在論述這些宏大的思想的合理與必然。

　　諸如《勸學》選段，荀子闡釋是關于學習對于修身行世的重要意義及其方法;《寡人之于國也》，孟子描繪了仁政的治國藍圖;蘇洵《六國論》，文章通過六國滅亡的歷史分析，強調賄賂敵國對于國家的危害，并于文末以及警示當權者。通過反復誦讀以致背誦，體會領悟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和宏大精微的思想情懷。

　　2. 論證邏輯嚴密：

　　古人慎于著述，孔子說要“敏于行而慎于言”，因此自己“述而不作”，傳世《論語》也不是出自夫子之手，而是弟子及再傳弟子所記。所編修的魯國史書《春秋》，記載魯國數代君王幾百年的風云歷史，用字亦不過萬余，以“微言大義”為后世稱道。呂不韋編修《呂氏春秋》，懸賞千金而難易一字。后世文人多堅持這樣的教導，所以有“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賈島，有“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杜甫。

　　教學中明確古人看似自然流暢的行文背后謹嚴的結構是重點，不過很容易把每篇文章的結構孤立起來看，其實文章的結構是作者行文思維的產物，從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論述思維角度來看待每一篇文章的結構，就會發現其中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在比較同異之中體會領悟結構的奧妙。以提升閱讀的水平，提高寫作的質量。

　　以韓愈《師說》為例：

　　《師說》全文共四段，整體上是按照“正一反一合”的邏輯順序來行文的。第一段，以教師的重要作用總論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原則，提出中心論點。第二段，論述“師道之不傳”，批判“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的惡劣風氣，從反面論證中心論點。第三段，以孔子為例，進一步從正面論證中心論點。第四段，點明寫作緣由。 《師說》展現古代論述體散文一個傳統的模式——起、承、轉、合，實際揭示說理了的一般思路及其結構形式。

　　《師說》詳細的結構圖示

　　2008 年上海卷文言選段(二)第 25 題：第③段可分為兩層，概括層次大意。其實考察的就是文章行文的結構。

　　3. 取材視野開闊：

　　《文心雕龍•神思第二十六》在論述行文寫作時有言：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意思是說：作家開始構思的時候，無數的意念都涌上心頭。因此安靜的聚精會神的思考，所思考的東西貫通千年之間，憂愁的樣子與神情，可以看通千萬里。說話吟詠的時候，吐納有類似玉珠(落盤)的美妙聲音……作家一想到登山，胸中便充滿了山色;一想到觀海，心里就騰涌起海景。本人的全部才力，都隨著風云變幻而任意馳騁。……有時意思就在心中，卻要到天涯去探求;有時道理就在眼前，卻又像遠隔山河。

　　古人寫作，思接千載，神通萬里，因此往往“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行文寫作幾乎沒有不用的素材。

　　過往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是論述體文章常用的素材，諸如《過秦論》、《阿房宮賦》等，儒家推崇的三皇五帝時代的人物事跡尤為受到重視，因此蘇軾在科舉考場上胡謅的一個關于“陶皋”的典故，主考歐陽修因自己不確知而備加贊賞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傳為佳話。

　　社會時政更是文人官宦關心的焦點，蘇洵《六國論》有“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滅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一句，則表明文章的宗旨在諷諫時政，至于如《出師表》、《諫太宗十思疏》之類的“疏 ” “表”奏章那必定是這樣的。

　　生活中的瑣碎小事也時常出現在很多傳世名作之中，熟知的有《勸學》中“青藍”之喻“風雨”之說，有《寡人之于國也》的“五十步笑百步”經典譬喻。

　　有時汪洋恣肆的寓言故事也會出現在論述體的散文當中，典型的有劉禹錫《陋室銘》中“有龍則靈”和“優仙則名”的類比，有莊子《逍遙游》中“不知其幾萬里”的大鯤魚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大鵬鳥，這本是志怪《齊偕》中的神話故事，莊子加以巧妙的修飾，成為文章闡述觀點的重要依托。

　　至于引用俗諺或經典句段，也是有的，《勸學》有“君子曰”一說，《陋室銘》有“何陋之有”一句，常見的引用多出自儒家經典。

　　因此論述類文言文涉及知識面很廣，要學習了解的知識點繁多，給日常教學帶來諸多困難，因此學習論述體散文時，需要有相關的背景資料的補充，以增加積累，理解文意。

　　4. 說理形象生動：

　　我國古代論述體散文，多表述對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認識，闡發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都不僅依靠邏輯推理和抽象思辨來完成，還灌注了濃烈的情感，運用了生動的感性形象。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這種形象性和抒情性，使論述類說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學意味，對后代散文的發展尤其是小品文雜文，具有積極深遠的影響。因此在教學上可以和這類散文比較學習，以明晰其傳承發展關系，學習形象說理的精要，在寫作中有所體現。古代論述體散文的形象說理具體體現為善用比喻、多用寓言、大量排比、層層類比、構思奇妙、取象生動。

　　教材文選荀子《勸學》節選文字 354 字，所用比喻 20 余處，這是訓練形象說理中比喻論證的絕佳范例。莊子《逍遙游》節選，反復使用寓言故事來論證。孟子《寡人之于國也》層層類推，并營造生動的場景形象的證明王道之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杜牧《阿房宮賦》用南畝之農夫、機上之工女、在庾之粟粒、周身之帛縷、九土之城郭、市人之言語等一連串生動的形象，證明秦朝驕奢暴政而亡的必然結局。這些形象說理的集中范例都是閱讀和寫作訓練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