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祭祀活動應該是一種長期的行為，分階段進行的，而不應該是一次性的，因此，三星堆的所謂的8個祭祀坑內的器物的埋藏時間應該有一定的時間跨度，但據三星堆的測年結果說“除5號坑、6號坑年代稍晚，3號、4號、7號、8號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也就說，這些器物是在短期內被埋藏的，這顯然與常理不符。

有學者據三星堆人像，辨別出不同青銅人像的身份，如腦后扎辮子的為世俗貴族，用發笄束發的為神職人員，兩個集團爆發了內部沖突，器物因此被掩埋。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出土物確實有相當明顯的“祭祀屬性”，如青銅神壇、銅扭頭跪坐人像、青銅大立人、帶有祭祀圖的牙璋等等，但是這些器物被埋的原因究竟是不是用于祭祀，這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三星堆遺址偶然發現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于當地農民燕道誠于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后，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于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發掘收獲豐富，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后，發掘就長期停滯。

三星堆遺址的繼續挖掘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梁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后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跡，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系。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復雜的地層迭壓關系，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

三星堆文化發掘背景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自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葛維漢、林名均首次發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對三星堆一帶展開科學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等于1956年、1958 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這一帶進行過考古工作，當時稱這一帶的古遺址為中興古遺址(因遺址位于廣漢縣中興公社范圍)。

三星堆遺址建筑特征

三星堆遺址位于中國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會成都40公里，東距廣漢市區7公里，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布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

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范圍廣闊，古文化遺存大多分布在鴨子河南岸的馬牧河南北兩岸的高臺地上，遺址群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沿河一帶東西長5～6千米，南北寬2～3千米，總面積約1200公頃，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處古文化遺存。已確定的古文化遺存分布點達30多個，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灣”、“真武宮”，北部的“西泉坎”，東部的“獅子堰”，西部的“橫梁子”，以及向西延續的“仁勝村”、“大堰村”等遺址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