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通曉英語事關國家存亡

　　鴉片戰爭之前，廣東沿海已出現民間英語學習班，多是傳教士開設的“識字班”。

　　經過數次戰爭、和談，外國人懶得在翻譯問題上同中國人較勁了。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嗣后英國文書俱用英文書寫”，“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清政府意識到，通曉英語與否，已事關國家存亡。

　　皇親國戚開始學習外語。慈禧在中南海辦過一個英文學習班，上了兩堂課后知難而退。第一家官方英文系所，是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10名八旗中挑出的聰慧少年配以外教教學。很快，洋務派、地方官和開明士紳開設的新式學堂遍及全國。

　　當時教學方式以背書、默寫和翻譯為主，老師們的發音很成問題。任過北長和國民政府教育的蔣夢麟曾就讀浙江紹興中西學堂，他稱老師“發音錯得一塌糊涂，……竟然把字母Z念成‘鳥才’”。

　　清廷對外語帶來的思想沖擊深感恐懼。時任管學大臣指出，少年喜歡引用外國名詞，如犧牲、社會、組織和運動等字眼，較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

　　民國：外語課時多于國文

　　民國成立，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制訂新學制。外語成為課時最多的中學科目，甚至高于國文。

　　天津南開中學，三、四年級學生已開始閱讀外文小說原著。上海交大附中開設“公民學”，直接使用美國中小學課本，談論美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但大多數學校無力聘請外教，中國老師仍延續閱讀和翻譯為主的教學法。學生聽說能力普遍較差。北京外國語大學退休教授楊立民的父親曾在上虞春暉中學教英語，他拙于口語，竟將“你去不去”說成“You go no go”。

　　民國大學招生亦考英語。季羨林考北大時，漢譯英的題目是李后主的詞，“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新中國初立：開始“嫌英愛俄”

　　新中國成立后，自清末積累近百年的英語人才、教學法和書籍，不值錢了。

　　1950年8月，教育部頒發第一部《中學暫行教學計劃(草案)》，在課時安排中，語文、數學最重，外語(主要指俄語)退出課程第一梯隊，與歷史并列，各占課時10%。

　　全國182所高校，只有北大、復旦等8所學校設英語專業。師范院校中，僅華東師大保留英語系，用以培養全國的中學英語師資。教育部要求，對于各校英語系大一、大二學生，盡可能動員他們轉入俄語系，否則，可轉入華東師大英語系。

　　學生開始“嫌英愛俄”。1953年7月《人民教育》雜志記錄了這段時期。一位安徽中學老師反映，學生對英語無興趣，認為“俄語學好了可以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文化都比我們落后，為什么還要學習他們的語言呢”?

　　英語怎么教，也是蘇聯專家說了算。當時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教學計劃制定者是蘇聯專家，教材、教學大綱都來自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