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這個詞源于拉丁語，原意為耕耘、耕作，可見，從其最初涵義上看，就有人們對自然界的開拓之意。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關于談談對中國文化總體的認識，歡迎大家參閱!

　　對于中國文化的總體認識

　　中國文化，從夏商有文字記載的時代算起，至今已經有五千多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化只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軍事等而言的。而廣義的文化，則比文明還廣泛，囊括了人類全部物質與精神文明。所以文化的內容很難絕對地加以劃分和界定。至于中國文化又是與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相對而言的。而且，中國文化的內容，多指占人口最大多數的漢族文化，而較少涉及少數民族的文化。并且中國文化還有時代性，在同時代下還有地域性，在同時代、同地域還有民族性，在同時代同地域同民族下還有階級性，在同時代同地域同民族下還有黨派性，等等。以上所說，是指一般概念的文化，自然也包括傳統文化在內。那么我們究竟應該這樣看待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呢?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人們將農業、手工業、商業、教育等活動都歸入了文化范疇，認為，凡是與自然狀態、天然狀態相對立的都屬于文化現象。德國學者普芬多夫曾這樣定義文化概念：文化是社會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于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按照這個定義文化即包括物質因素，也包括非物質因素。

　　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文化不包括物質因素只包括精神因素。持這種文化觀的，最著名的是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B•泰勒。泰勒 在1871年曾給文化下了個定義，后來為人們所廣為引用。他認為：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之一分子所獲得的任何技巧與習慣。泰勒認為，文化的特點是，它是人類后天習得的，它為人類所共同享有。

　　根據蔡尚思先生的劃分，中國傳統文化是有九大支柱的：一，儒家。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孔子。孔子主張德治，要求為政必須正上以正下，正己以正人。認為政治就是先正己后正人，以身作則，才不至上梁不正下梁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①]孔子對中國文化的最的功績，是在教育和傳述，保存文化遺產方面。但是其中也有消極的方面，主要體現在孔子的所謂的禮上面。關于孔子的思想核心問題，古往今來，眾說紛紜，大致有仁、禮、孝、忠、恕、中庸、和、善等等，仁、孝、忠、恕、中庸等都在禮教的范圍之內，都必須受禮的制約。在孔子看來，禮獨高于其它諸德。“道德仁義，非禮不成。”[②]在漢代，儒家禮教神學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觀是以“天道之常，一陰一陽”，[③]“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④]的陰陽五行說為根據的，并把它推廣到家國間的人際關系。到了魏晉，儒學又玄學化了。魏晉時期奉《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論語》也被重視，玄學家們用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籍。何晏、王弼是主要代表。這些玄學家以“名教即自然”相標榜，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系，儒學的玄學化，并未改變儒家禮教的根本性質。宋明時代，儒家的發展，又出現了程朱的理學化、陸王的心學派等。程朱理學家把儒家禮教的封建倫理綱常說成是“天理”，把人們的物質欲望說成是“人欲”，要求人人“存天理，滅人欲”。以南宋陸九源、明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派，則把“心”看作宇宙萬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接受”[⑤]的理論。后來的王船山也是忠實的尊孔重禮的一人。上述就是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關于儒家的發展歷程。

　　第二支柱就是法家。法家主張法治，反對禮治;主張實驗，反對空談;主張厚今薄古，貴今賤古，反對厚古薄今，今不如昔。這些方面可以說法家長于儒家。法家主張極端的君主專制，推行嚴刑峻法，實施愚民政策，倡導以史為師，不要知識文化，甚至主張焚書。這些方面可視做法家的短處。法家里面的代表人物是韓非。韓非的極端君權愚民的政治思想，是韓非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為：

　　實行君主專制以天下統一為先決條件——愛統一重于愛祖國;

　　專制的無比重要性與絕對固定性——君權與臣權、民權勢不兩立，必須嚴防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專制而兼法治與禮治、心治——對于前期法家與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實現無為而治——在君主專制前提下的法治與“無為而治”的合一。

　　第三大支柱就是墨家。，墨子主張親疏、貴賤、貧富、賢愚、強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愛”、“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為之”的實踐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國古代唯一的反對宗法血統論與宿命論的偉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艱苦實踐，遵守紀律。

　　第四大支柱是道家。老莊的自然主義、相對主義、清高遠觀、絕對自由、注重精神修養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諸子中最大的特點，是它首先注重本體論與辨證法。在思想意識上積極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積極作惡;消極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極不為惡。道家思想消極方面好的多，積極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們倒退到原始社會去，消滅各種文明，身在放內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樂，這不能不說是它最大的缺點，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第五大支柱是佛教。佛教是一種外來文化。從兩千年前的漢末傳到我國，與本土文化融匯為一，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支柱。佛教倡導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間，給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響的，主要是因果報應、三世輪回思想。

　　所謂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縝的神滅論;第七大支柱是李贄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黃宗羲的反君權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學。這里所羅列的幾點均蔡先生本人的觀點。

　　李錦全先生也曾經說到：“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故這里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其核心是哲學思想。由于中國古代哲學與政治、倫理思想的關系非常密切，并且貫徹始終，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又是哲學、政治、倫理思想的綜合體。”[⑥]

　　兩者相同的地方是，都講了百家爭鳴。但是李先生僅僅限于百家爭鳴，并且把佛教的傳入和在社會上的流行當作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沖擊。

　　無論我們是同意蔡先生的劃分還是李先生的劃分，不可能對每種龐大博雜的文化(儒家、道家、法家等)都進行一番精深地研究，更由于我的智識不夠和筆頭的拙笨，即使可以貽笑大方地思考一些問題也只會使每個問題顯得幼稚和淺薄，所以在這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機制我只略發表一下自己的拙見和陋詞，而著重敘述一下我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問題及現代化的途徑的看法。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大事以此來了解一下傳統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戰國時候的百家爭鳴;(2)秦始皇焚書坑儒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3)佛教的輸入;(4)理學的興起(理學成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到了明清之際，由于社會生活的變化，于是出現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的理論達到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最高峰)。僅從這些我們就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馬克思說過：“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夠集中在哲學思想里。”為此我決定從廣博文化中的哲學思想里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興衰的過程，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不例外，自從西方的文化傳入中國以來，大量的外國翻譯書籍，大量的外國生冷詞匯漸漸地代替了中國的本土文化和詞匯。這除了社會上流行的“強勢文化”的原因外，我覺得主要原因還是自身的文化存在的問題。這方面我們可以從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中得到啟示，伊斯蘭也是一種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的“弱勢文化”，但是它卻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生生不息，散發著燦爛的光芒。 我想除了這個民族的虔誠的信仰之外，還有它本身文化的不斷的更新和補充及不斷地發揚光大。因此在這里我決定從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問題及現代化的途徑方面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研究問題之前先要找到研究問題的方法，因為儒家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下面幾個階段：先秦儒學、漢唐儒學、宋明儒學和現代新儒學。所謂“現代新儒學”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時期”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在“儒門淡泊”的背景下，認同儒學(特別是儒者的心性之學)的基本價值，并在新時代的條件下加以創造性的發展的一種學說。所以，我覺得以新儒學作為傳統儒學之鏡，從新儒學的發展來折射儒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并從這些問題結合現代化的國情，找到自己的發展出路，從新振興自己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

　　下面我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證。

　　揚榷百家、融會貫通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大特點。

　　熊十力曾說：“學貴自得，博求往哲，觀其會通”。他主張“曠覽中外，去門戶而尚宏通，遠偏狹而求圓觀。”[⑦]賀麟也說：“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為主體，去吸收融化、超越揚棄那外來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盡量取精用弘、含英咀華，不僅要承受中國文化的遺產，且需承受西洋文化的遺產，使之內在化，變成自己的理性的材料。”“我根本反對被動的‘西化’，而贊成主動的‘化西’，所謂‘化西’，即是自動地自覺地吸收融化，超越揚棄西洋現在已有的文化。但須知這種‘化西’的工作，是建筑在深刻徹底了解西洋各部門文化的整套的體用之全上面。”[⑧]

　　上述的兩位學者的說法，說明當時儒學存在的問題是固步自封、孤芳自賞的，沒有新鮮血液的注入來激活它，勢必只有死路一條。

　　20世紀的儒學不可能繼續沿用宋明儒學的思維框架或運思模式。借助西方新實在論、新黑格爾主義、康德、黑格爾的方法重新建立中哲，或兼容中西部各派哲學的觀點方法，豐富儒學道德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表現現代儒學的開放度。

　　賀麟還說過：“儒家思想之能否復興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否復興的問題，亦即華化、中國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⑨]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把握好自己主體性的地位，沒有及時的改進、完善自己，沒有吸收當時優秀文化的成果。所以導致了后來的衰退。但是在這里想要加入的一點是：從新儒家一代起，人們不斷的引進西方的文化思想，這就造成了另外一個問題，現在討論的中國哲學中充斥著西方化的語言，并且很多人都以此為時尚和先進。殊不知在這個時候，它已經丟失了本土觀念。

　　現代新儒家對儒學傳統，包括宋明理學的傳統作過多方面的批判。例如，熊十力說宋儒有兩大缺點，一是“絕欲”，二是“主靜”，前者“弄得人生無活氣”，后者脫離實際，“減卻了日常接觸事物的活動力”，“這兩個主張殊未能挽救典午以來積衰的社會”。熊氏又說：“宋儒之最可責者有二：一無民族思想，二無民治思想。”他對宋儒心性之學多有繼承發揮，認為“宋儒倡鞭辟入里切己之學，可謂知本，惜其短于致用。”